罗永浩先生的讲稿
11月 30th, 1999cynicism，刚才cynical也考了一个，这是很重要的GRE词汇，是“犬儒主义
”，是吧。我们习惯上，现在英语里一般把它翻成“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就是古希腊
的一个思想流派犬儒主义。犬就是狗，儒就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大师，是吧，犬儒就是狗大师
的意思。（笑）这个不要笑，本来就是这样。创始人叫安提斯提尼，他的徒弟叫狄奥根尼，
学哲学的同学都学过，是吧。狄奥根尼他们这一派认为那一切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都没意思，
提倡回归自然，回归简朴，就好像一个狗一样地生活。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自称是一条纯种的
狗。古希腊的人很尊重他，不敢把他叫狗，他很生气说“N~~明明是狗为什么不叫狗？”大
家战战兢兢地在后面添了一个“儒”，表示狗大师，是吧，表示对他的尊重。这概念翻译到
中国来的时候，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酸溜溜地文绉绉翻译成这么独特的词，何必呢？就翻译
成“狗大师”大家都明白。就是这派犬儒主义者。
这派起初都是些愤世嫉俗的人，后来理想破灭，蜕变成玩世不恭。我们说愤世嫉俗和玩
世不恭，表现形式很相似，是不是表现很相似？骨子里是截然不同的，但表现形式很相似，
对世俗的东西都是讽刺和挖苦，都是这样。尽管这样，骨子里截然不同，愤世嫉俗的人是激
烈的纯粹的理想者，玩世不恭的人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本质是截然对立的，但表现形式有
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处在一个不讲理想斗争的一个平庸年代，是吧，稳定压倒一切的
弱智年代里，我们不再讲理想斗争了，很多人对这个激烈的理想主义，蜕变成彻底……理想
者的蜕变已经感到陌生了。其实我们生活中理想主义者到处都有，好比说我们对人生事业的
理想啊，就说生活中普通的理想你总有吧，比如说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小伙不错，内在外
在都很好，大学四年没谈恋爱，为什么？好多女孩子追他都不答应，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情
上的理想主义者，坚信有个女孩等了他五百年之类的，就不谈。看到，呃这个就是那个，是
吧，然后就谈起来，谈得挺高兴，一个星期以后发现这个女孩子同时有七个男朋友。一个纯
粹的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理想破灭了，由于脆弱，蜕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结果怎么
样？本来抽烟，改抽烟斗，是吧，然后留起了长头发和胡子，躲在宿舍阴暗的角落里，一脸
阴沉，委怅的表情在那儿抽烟，是吧，然后边上几个师弟在那儿讨论自己谈恋爱的事情，很
兴奋，满脸幸福的光芒，他却撇撇嘴说爱情这东西纯粹是胡扯，如此一个星期约会七个不同
的女孩，是吧。最激烈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最容易蜕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因为他的理想太
纯粹了，经不起打击，是吧，就是这样。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我刚刚举的只是一
个方面，好多方面都是这样，一个人理想越纯粹越容易蜕变。当然如果你足够坚强就没事，
向老罗这么坚强的话，尽管在很多方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受到无数锤炼，是吧，猛就猛在
这里。（笑）我不是开玩笑的，今天我们这个比较恶劣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大
部分的人都是这样。你们十七八岁、二十岁的时候，有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都是充满了
正直的，正义感的这种理想主义者，没有错，这才是好的，这才是健康的。大了或者高中毕
业了走进这个残酷的社会，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打击，这个恶心的世界教给你的就是什么？圆
滑世故的人才有前途。你是一个理想的，纯粹主义这样一个人，正直的这么一个人，处处表
现自己正义的这方面，什么下场？没什么好下场。这是社会出了问题，不是你出了问题。结
果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圆滑世故XXXX，这是多变态的一种局面啊。
我今年３２岁了，我仍然敢说我是理想者，我这辈子见到的活人里面——在我的身边——没
有一个到了３２岁还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的。结果这些受不起生活的残酷打击，为了保护
自己蜕变成圆滑世故的人，还有了幻觉，认为自己那是成熟，然后动不动说老罗，你这个想
法挺幼稚的。（笑）他们是因为脆弱你知道吗？他们是脆弱。我也受过跟他一样，甚至更加
残酷的打击，不改变我对正确事物的看法。所以你打我你就打我，我被打伤了回去添伤口，
一样，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吧。如果你们在座的到了３０岁还敢自称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那我就服了你，是吧，我就服了你。我在这个社会上……（笑）不要太激动，要保持冷
静，（笑）是吧。
我们讲这个犬儒主义这个词，本来是愤世嫉俗的人，他们是些激烈的理想主义者，都是
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残酷的现实打击，最后他们蜕变成了彻底的玩世不恭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理解cynical, cynicism, cynics的时候，他有愤世嫉俗的表现形式，但骨子
里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虚无主义者、犬儒主义，他有愤世嫉俗的表现形式，但骨子里他是
玩世不恭的人，彻底的虚无主义。我们理解怎么理解cynicism就是彻底的虚无主义，他是玩
世不恭的，当然表现形式有愤世嫉俗的那些言行，骨子里是玩世不恭和彻底的虚无主义。还
有两个方式的精确理解。有两句话，是吧，一个是韦氏辞典上释义非常好，什么样的人是犬
儒主义者，就是“相信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私自利驱使的”，这个人除了自私自利什么都不
相信，他觉得自己这样子很聪明，这种人叫做犬儒主义者，是吧，这种人叫做cynics。还有
个知道吗，著名作家王尔德有一句名言说得非常好，他说什么样的人是cynics这样的人，就
是这种人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价格，price，但是他不知道所有事情的value，价值，听懂了吗
？这样的人叫做犬儒主义者，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理解这个词从这几个层面去把握你就很准
了，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是一个彻底虚无主义者，有一些愤世嫉俗的表现，但骨子里他
不是愤世嫉俗的人，是玩世不恭的，彻底虚无，相信人的一切行为被自私自利驱使的，这就
是对cynics最精确的把握，是吧。你知道这个就行了。相应的你知道了这个，我也给你讲了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们班上不要再有那些残废同学结课的时候在教师评语上，你可
以骂我，给低分，什么都没关系，但不要说我是一个cynics，这是完全不了解我，我骨子里，
我有愤世嫉俗的表现，我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是吧，从来都不是，从来就没想是，以后也
不是。我的学生说我too cynical，这种评语，每个班都有两三个残废写上这个评语，我一
看就特别地生气，因为这是说明了两个，要么说明我教得不好，以至于你不理解，要么就是
对我完全的误解，我是愤世嫉俗的人，但我不是cynics，cynics不是愤世嫉俗，骨子里是玩
世不恭，彻底虚无主义、圆滑世故，相信人类一切行为是自私自利驱使的。
中国社会最多的就是这种人，我们中国社会最多的就是这种cynics。你们不要觉得这种
古希腊的概念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中国人是最应该学习到底什么是cynics以及他是怎
么形成的，是吧，我们社会最严重的就是这种犬儒主义。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说，根
据著名政治评论家欧文.豪的观点，所有的极权社会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建立
一个极权政权以后，给国民洗脑、灌输，让他以为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我们那
时候穷得要死，勉强吃饱饭，营养不良，但是整天想的是拯救美国人，大家知道吗？那时候
去拯救美国，水生火热中的美国人。所以第一个时期是新政治的乌托邦时期，新中国历史上
乌托邦时期是什么时候？顶峰是什么时候？大跃进的时候。你看那个时期中国人的那些黑白
纪录片，现在看的话，长得都不一样，几亿人，但表情都一样，神情刚毅、目光亢奋，是吧，
眼睛里闪烁着火热的东西，坚信自己为人间天堂乌托邦XX。接下来，这种大规模的民族狂热
不受控制，诱发了大规模的恐惧，是极权政治的人间地狱时期。新东方历……新东方去了，
是吧，新中国历史上的人间地狱——文化大革命，即使共产党也承认吧，也不否认把文化大
革命叫做人间地狱，是吧。经历了这种大规模的激情，但是呢狂热，激情、狂热、恐惧，耗
尽了人民全部的力气，大家通通理想破灭，进入了麻木不仁的第三个犬儒主义时期。新中国
历史上犬儒主义时期什么时候开始的？前苏联、中国都是这个德性，什么时候开始的？四人
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中全会以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从普遍的理想，开始发现那些
都很恶心，假的虚的以后，开始人们只谈经济建设，政治改革不搞，只搞经济改革。从七十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在这个国家里只谈钱，只有钱被认为是诚实的，只要是敢在文艺界
、思想界、艺术界谈什么理想主义，马上被大家炒作成罪人，搞得都不敢提理想主义。最严
重的这十多年，理想主义这个词都不敢谈，被认为是跟狗屎一样恶心的东西，这是社会出了
问题。理想主义有没有错？没有错。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破灭并不说明理想主义本身有了问
题，是其他的方面出了问题，是吧，但是理想主义在这个社会上却受到了普遍的歧视。
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道德是严重扭曲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因为已经过了中国犬儒
主义最恶心最盛行的那个时期。我不一样，我是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八十年代就是我青少年
迷茫时期，中国也是犬儒主义最盛行的时期，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激烈的理想主义少年，在
一片黑压压的犬儒主义中，苦苦地成长和挣扎，心里不停地想，中国的未来究竟要往哪里去
？（笑）很痛苦的。我们那个时期的社会道德扭曲到什么程度？我上了公共汽车，一个老年
人，我要站起来让座，被我的同龄人看见我就惨了，他们会鄙~~~着眼光打量我，指指点点，
就说“这小子太他妈恶心了，就你道德高尚？装什么装？”你们看就一个跟老年人让座的问
题。社会道德扭曲到了这个程度。当然现在也一直好转必须承认，到了今天你在中国的公共
汽车上给老年人让座，有没有人鄙着眼光看你了？没了，是吧，说明我们在好转，但仍然没
有达到一个健康社会应该达到的一个社会公德标准。比如说我在韩国的地铁里看过这样的景
象：一个年轻人坐着不给老年人让座，边上的人开始窃窃私语都在说他，然后这个傻子还在
那儿没反应，最后一个中年人实在忍不住了，手里执着报纸卷成一团，砸这个小伙子脑门，
咣一砸，说：“小兔崽子，赶紧让起来，老人家站了半天了！”然后边上的人一个泼辣，都
开始指指点点，就像说过街老鼠一样，弄得这小子抱头鼠窜满脸通红，嘴里嘀咕了一句我一
听还是中文，（笑）不是韩国青年。不是说韩国青年道德高尚，见了老人必然让座，而是，
健康的社会里，社会公德使得不给老年人让座简直就是过街老鼠，听懂了吗？在中国有没有
达到这种高度？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在公共汽车上，年轻力壮的不给老年人让座，大家觉
得小伙子不好这是很常见的，但是不会因此引起众怒，大家都让这小子让座，还没有达到这
种程度，说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是吧。今天在中国所谓的理想无非就是什么？赚点
钱，然后到国外念个书，最好，如果回国，也是被外国公司收为雇员，再外派到中国做一个
代表，赚很多的钱，建一个洋楼，娶个老婆，养几条狗，（笑）不就是这些理想吗？你想这
些没有错，但你敢说这是理想吗？你可以讲这些，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那么道德高尚，但一
个健康社会这种东西是一个生活的基本要求，不叫理想。但在中国这些被当成是一个理想。
所以你看这个社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一直在改善，是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犬儒主义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身边全是这种货色。年纪轻轻，充满了理想，到了三
四十岁，由于残酷打击，变得XX，然后产生幻觉，觉得自己成熟。我身边不都是这种货色吗
？新东方开个破会，新来的，包括老教师，有一些对领导有所求的，相当个官或弄点什么的，
上去一发言，满嘴全是他妈拍马屁的，听得人上吐下泻。然后让我发言，我说我不发言，我
没什么话好说，然后领导说，诶～你是老教师，又是什么教师委员会的，一定要发言。我说
我没好听的，他们笑眯眯地说“上去吧”，（笑）然后我上去了。我上去没有好听的，我是
一个批评者，从来不是一个什么。上去把我看到的恶心事儿咣咣说了六七个，领导脸色全变
了。然后我下来以后，我说“讲得怎么样？”然后他们XX“哎呀，下次你不要发言了。”（
笑）然后晚上出去吃饭，其他老教师又来劲了，说老罗……我说什么幼稚嘛，我说你是圆滑
世故，我是理想主义，两码事儿，你要说我幼稚，那肯定◎◎，是吧。（笑）我对这个地方
没所求，我就教书赚钱，我无所求，当然，君子坦荡荡，你无所求你就没有顾忌，是吧，就
是这样。
我因为我这个性格，骠悍的性格，走进这个社会，吃了不少苦头，你没法想象，改变不
了我坚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吧。好比我说我为了别人做些努力，结果他们反过来咬我一
口，我们在生活里经常碰到这种现象，一般脆弱的人是什么反应？好比你帮了一个人结果他
反过来咬你一口，脆弱的人什么反应？开始为了保护自己说“以后我再不帮人了”，这就是
典型的犬儒主义者。听懂了吗？这样讲你能听懂吗？好比我帮了一个人，他反咬我一口，固
然很生气。我帮他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下次我碰到这种事儿我该帮还是不该帮
？我不是为了这个人去做了帮他这件事，而是为了我信奉的原则去做了这件事，听懂这个差
别了吗？坚强的人就是这样，是吧。（鼓掌）不是因为帮了这个人，他咬你你就再不帮别人
了，没那事儿。好比我开车，一个老太太在马路边上，病了要送医院，我下来把这老太太送
到医院去了，结果怎么样？她子女来了说是我撞的，反咬一口，在中国经常看到这种报道。
大部分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脆弱的人，什么反应？下次再碰到老太太，一看，躺在路边，
救不救？不救了。如果是我怎么办？该救还是救。如果她子女再来咬我，是不是说明我就不
应该救这个老太太了？救这个老太太是不该，但是，（笑）下一次的老太太如果不是这个老
太太，是不是还得救？该救还是要救的。而且以我的性格，如果她子女胆敢反咬我一口，我
把钱赔给她，她的子女下半辈子不用干别的了，就陪我玩儿就是了。我就追到天涯海角我让
你十倍二十倍地还回来，是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足够坚强的话，坚持原则的话，是吧，
吃点苦又怎么样呢？就那么回事儿。再一来这种悲壮的感觉使我比别人，总是觉得生活质量
非常的好。我今年32岁了，到哪儿一说没人信，都说我特像二十多岁，是吧。（笑）很多人
不同意那就算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一辈子不做勾心斗角的事情，我当
然活得很年轻，就是这个样子。猛男，是吧。（笑，鼓掌）身体不怎么样，身体一般，是吧，
不健康，但是骨子里，心灵深处是一个猛男，是吧。（笑）好，我有点激动了，是吧。这是
cynicism，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是吧，不讲了。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名为《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的文章中讲到了他两个朋友的故事。第一个朋友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第二个朋友“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这两个都是关于不相信的故事,一个是自嘲,另一个是教儿子吃了亏要学乖,生动地刻划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犬儒主义。〔注1〕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注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它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与这一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有关的犬儒主义,分别表现为在上者的第四权威和在下者的现代现实主义。它们的形成和特征,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犬儒主义和后极权社会
犬儒主义(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Di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称他为“犬”。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正如杜德雷(D. R. Dudley)所说:“犬儒主义者是布道人,他们所布之道是,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日子总得过下去。”〔注3〕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梁,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元三世纪的享乐主义哲学家西欧多罗斯(Theodorus)就已经开始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权术化。西欧多罗斯是克兰尼贵族,是享乐主义哲学的代表。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虽然在物质享乐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却都鄙视现存价值(前者认为它不够理解享乐,后者则认为它过于沉溺于享乐),因此而有了衔接的可能。和底约基尼斯一样,西欧多罗斯强调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区别,但他更强调智者有权设置自己特殊的游戏规则。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适用于傻子们的规范标准并不适用于智者,一无所有的生活对傻子们有好处,但对“我们”智者就未必。智者并不相信过苦日子有什么好,但“过苦日子好”这个想法却能让傻子们安于本分。〔注4〕从西欧多罗斯起,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就成了权力精英设置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当傻子来控制的政治伎俩。
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联系的上下分层犬儒主义表现就更为复杂。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领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对政治冷漠,他们的犬儒主义其实往往包含了一种波维斯(T. Bewes)所说的“崇高的、升华了的价值尺度”,它往往“把抽象的真理和正直看得远比政治美德所强调的行动和想象来得重要。”〔注5〕大众犬儒主义发自大众受压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大众对现代政治功利伦理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并非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大众犬儒主义存在。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极权社会中,犬儒主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的状态下。真正有效的正统意识形态统治,其控制能力不只表现在扑灭异端思想,而更表现在封杀异端思想的可能滋生空间。以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为经验背景的大众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正是极权意识形态对大众思想统治的绝对有效性。极权社会的“大众”指的不只是人数众多,而更是众人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状态。极权统治下的大众不断受到政治运动激励,不断处于动员状态之下,因此而聚合为“群众”,更确切地说,是“革命群众”。极权制度中,合众为群的关键力量是一个力行政治专制的群众政党。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勒夫特(C. Lefort)所说,“群众政党是极权主义的绝佳工具,国家和民间社会因此而成为一体。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党都体现了权力的原则;它传播某种普遍规范,使得这规范似乎出自社会本身。”〔注6〕群众社会不断处在“积极行动命令”之中,并以此形成绝对整体的大众社会。
极权统治用敌我对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统治社会。在极权社会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所描绘的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怀疑存在的极权社会图景。这不是一个绝对没有邪思的社会。极权制度下的邪思是“双重思想”,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他一面心存侥幸,但愿能免遭暴露,但一面却知道不可能永远侥幸。正如罗森(P. Roazen)所说,双重思想是一种“病”,“只有用双重思想才能理解双重思想”。〔注7〕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当专制制度中“双重思想”让位于犬儒思想的时候,极权的铁牢已经转化为后极权的“丝绒牢笼”。犬儒思想的生存空间给人一种后者比前者自由的感觉,乐观者甚至声称后极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半独立的”民间社会。但这种“自由”是极有限度的,因为它是一种受制者的自由。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仍处于脆弱的状态,因为统治者随时可能进行干涉,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统治者安排的,受制者和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正是这种受制地位,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再相信统治者的情况下,也必须按统治者所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把受制者的自由炫耀为真正的自由,这本身就是后极权制度下一种特有的犬儒主义。
极权和后极权统治都依赖意识形态的谎言控制,即乔治.奥维尔所概括和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哈维尔(V. Havel)曾这样列举了极权和后极权的“新说法”:“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注8〕
“新说法”是后极权权势犬儒主义最集中的体现。“新说法”“表述了官方意识形态核心思想”,成为权力规定真理的根本手段。那些代表“官方真理核心”的思想(如“阶级斗争”或“四项原则”)将公众语言变为禁固思想的统治工具,“新说法的语言作用,不仅在于言说官方理论,更在于杜绝它异思想的发生。”〔注9〕随着极权统治有效思想控制条件(专制政党的可信度记录,与世隔绝的经济和信息存在方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致性,等等)一一消失,后极权统治的思想控制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仍控制着公众空间,仍有能力将被统治者的怀疑和不信都排除在公开话语之外。这种后极权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的是一种不容说理的政治犬儒主义。它的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为什么能这么说;不在于说了你信不信,而在于就是你不信,你也不敢公然说出不信。后极权政治犬儒主义心照不宣地把普通人当傻子,它所行使的是一种特别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古德法勃(J. C. Goldfarb)称之为第四种合法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第四权威。〔注10〕
第四权威玩弄意识形态,其犬儒主义手段不仅表现在它如何继续运用旧的意识形态信条,如“社会主义”、“党领导一切”等等,而且也表现在它如何引进一些新的政治理念,并对之作所谓“中国特殊性”的处理,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第四权威建立在受制者不相信,但又不能公开说出不相信的基础上。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威柏(M. Weber)所说的那三种以取信于受制者而获得合法性的权威形式(理性法制、个人魅力和传统)。〔注11〕第四权威之所以得以建立,乃是“因为统治者对于公开知识的垄断是得到受制者公开认可的。当然,受制者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只要没有人公开质疑这种垄断,它就无须提供说明,无须负任何责任。”〔注12〕当权者必须在确保大众不敢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公然把他们当傻瓜对待,也只有在大众不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其犬儒式统治。
与在上者第四权威共生的,是在下者即普通人的弱者犬儒主义。它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难得糊涂”。弱者犬儒主义使在下者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思。这种颇费心思的不相信和谎言,它们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便是古德法勃所说的“现代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指的主要是完全假面化了的公众领域和公众话语机制。〔注13〕
二、假面化的公共生活和犬儒式抵抗
专制权力垄断控制公共话语领域,公众生活被强制性地假面化,这是后极权社会中体制性的犬儒主义的特征。凡是专制权力,都需要用美妙崇高的公共话语为自己作道义包装,但受制的大众对这种包装的相信程度却不相同。事实上,相信或不相信这一包装乃是区别极权和后极权这两种专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区别对于区分大众所受的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极权的强势统治和后极权的弱势统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前者以洗脑的方式迫使大众参与,不断共同再生统治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以不让公开说话的方式迫使大众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为不可改变。前者要使大众觉得现有社会秩序是最为合理美好的(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后者则要使他们觉得现有秩序即使不好也不宜改变(如“一搞民主就乱”)。前者将现状合理化,以达到最高程度控制;后者将现状自然化,以达到较低程度的控制。在低程度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中,现实失去了意识形态的道义支撑,大众对缺乏支撑的现实却又无力改变。这种无力感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整个公众生活(包括政治和公共道德)的冷漠。
在民主社会中也存在政治冷漠的问题。政治冷漠甚至是民主社会中大众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但是,民主社会中的犬儒主义并不涉及整个公共生活领域,它对政治的失望也不延伸为对公共道德的失望。相反,人们疏远政治,往往是因为他们觉得普通公民在社区、宗教和社会运动(如民权、环保与和平)等公众领域中活动,比在政治中更能维持出色的道德水准。大众对政治的失望与政治活动的虚伪有关。但是,在民主国家中,政治虚伪受到权力制衡和舆论的遏制;政治家不可能老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不被选民唾弃。所以,政治虚伪与其说是因为权力把持了真理的论坛,还不如说是因为政治理念和实践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注14〕
中国大众对政治冷漠,则是长期体验虚假政治的现实教育结果,国内论者对此已多有论述。王蒙在谈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义时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注15〕王力雄则指出,“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将“‘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改换为“资本主义加极权政治”,使得极权政治因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道义目标而成为赤裸裸的极权。王力雄写道:“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注16〕
“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看,虚假只是假面化公众生活的症兆,而其症结则在于理性社会规范机能的坏死。理性社会机能就是民主的机能。在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比较完善的社会中尽管也存在虚假和腐败现象,但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能将这些现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的程度,使之不能恶化为全社会公众生活规范的制度性危机。当今中国社会中,法制由专断权力所操纵,舆论为权力充当喉舌,传统的民间正义无法作为独立舆论介入公众体制。普通人在虚假和腐败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虚假和腐败充斥于现实秩序之中,而更是因为现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性条件。
大众犬儒主义对现有的、假面化的公众生活秩序既有妥协和参与的一面,又有不满和抵抗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本来就是犬儒主义乞行天下、冷嘲热讽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前一个方面使得大众犬儒主义成为现有公众领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与之相协调的现象。后一个方面则使它疏离现有的公众领域,成为假面公众领域边缘处的批评立场。这一批评立场的领域性质相当暧昧,它与其说是个人的,还不如说是下层的;与其说是异端的,还不如说是受制的;与其说是独立的,还不如说是衍生的。大众犬儒主义的这些性质使得它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性,也使得它得以从制度性的公众生活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义脱离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会中对大众犬儒主义的批评,大多强调它与现实妥协的一面。批评者大多认为,在民主制度中,犬儒主义不同于批评理性,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因此它与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识机制不合。勒纳(M. Lerner)指出,“犬儒主义不象理性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对犬儒主义的批评, 其合理性必须从民主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来理解。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既不排斥犬儒式怀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评,但是只有理性批评才对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有建设性的贡献。你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怀疑者作理性探讨,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犬儒主义者,因为“犬儒主义象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注17〕
在非民主社会中,对现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的质疑和反对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无论是持理性批评的怀疑还是根本拒绝相信的犬儒主义,它们都只能存在于公共话语的边缘或之外。对大众犬儒主义的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只是着眼于它与并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谐。大众犬儒主义明显的边缘性和不自由状态,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和由此生发的不满。
表示不满的民间大众犬儒主义,其冷嘲热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和种种异类文艺。它所包含的拒绝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伪装性。对于它来说,“公开表现的条件是,它相当隐晦和曲折,可以作两面不同的阅读。其中一面是不招惹当局的,这一面也许有些乏味,但却因此留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后路。”除了隐晦和曲折,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是不与统治性的公开语本正面冲突,“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注18〕
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及其公开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示异见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民间犬儒主义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学(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异类艺术(如“波普艺术”和“玩世绘画”),在反对政治神话的同时,往往借助大众消费文化制造出一个新的神话–市场神话。异类思想在面对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的时?无法依靠犬儒表现来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市场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权势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场操作不择手段地谋利,唱的却是发展社会福利和提升中国地位的爱国高调,它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比政治权势逊色。就其犬儒主义操作而言,大众商业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利用和它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利用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言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商业文化不可能为民间犬儒主义提供一个转化为独立批评的理性空间。要想改变民间犬儒主义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变当今中国上下互动的体制性犬儒主义,最终还得从建立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必须说真话的理性公民社会秩序着眼。
